苏格拉底之死的理解与意义精选144句文案

苏格拉底之死的理解与意义精选144句文案

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意义

1、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意义论文

(1)、我们可以设想:能不能订一条戒律放在那儿,不准民主制在运行过程中做出此类裁决,以维持制度的圆满和稳固呢?似乎不行。既然是以民意为最终裁决,那么任何民意以外的东西,都不能超越它,否则就违反了基本的原则。况且在实际当中,一纸空文有何约束力,须有切实的力量作为保障才行。而如果在民意之上存在一个可以否决它的力量,这样的体制也就不是民主制了。

(2)、(让-弗罗索瓦-佩龙1787年创作的《苏格拉底之死》)

(3)、所以,一方面,《论语》只有论点,没有论证;另一方面,老师是基于他的权威来作宣讲,也只能在伦理的话题方面有效,而不太可能产生自然、逻辑等方面的议题,因为这些议题需要一种反驳和说服的过程,无论是理/逻辑的说服,还是事实的说服。

(4)、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的言论,都是以片言只语、破句断文留下来的,史称“残简”。

(5)、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智者运动虽然没有颠覆雅典的宗教体系,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些冲击。大多数的雅典民众在宗教上仍然很保守,类似苏格拉底审判的宗教指控往往都上层有识人士发起的,往往名不副实,出于个人关系或政治动机。

(6)、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苏格拉底是伟大的智者,他的死亡为何被称为“价值万千”?

(7)、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是悲剧,不在于死于一些伪民主人士和一些心胸狭隘的小人之手,而在于死于不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的正直善良平庸的雅典同胞之手,他们将经历过寡头政治灾难的雅典城邦及其民主政体视为自己的孩子,却不知这孩子已重病缠身,作为父母的雅典公民讳病忌医,对苏格拉底这一良医恩将仇报、痛下杀手。可以说,普通的雅典公民与至死不愿离开母邦的苏格拉底在爱国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爱上是有距离的,这段距离是导致苏格拉底之死悲剧性的深刻原因。

(8)、柏拉图的天才和文采,都走向了他的初衷的反面,他象一轮夕阳那样辉?地沉落,成就了一出历史上最轰动的悲剧——思想的悲剧。

(9)、如果说革命是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那么洞穴哲学家的献身,同革命者一样,目的在于将旧秩序中受桎梏的人带出,进入新的、真实的、善的世界。

(10)、苏格拉底还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11)、苏格拉底当然也不会认为按照他的方案培养出来的“哲人王”是一成不变的,否则他的理论就会因为不自洽而被否定、遗充,就不会以一种哲学和政治经典流传至今了。就如同伟大的哲学家不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层出不穷一样,苏格拉底所构想的“哲人王”,也会像灵魂的转世投生一样进入一个周期的轮回,所谓的理想国也终将有解体的那一刻。

(12)、雅典民众担心苏格拉底不仅会为早前的寡头派,更会给那些试图推翻民主制富人发动政变提供理论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指控和判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偶然性,并非苏格拉底哲学与民主政治文化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公民大会上的质疑与反抗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进入的“公民兵大会”或战士大会,并且它已经制度化,大会成员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后来,德拉古立法再一次确定了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的,这一规定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才被废除。

(13)、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扰未能实现,那可是荒谬绝伦的。

(14)、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对于什么是正义的思考,构成了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问题。

(15)、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仿佛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哥德巴赫猜想”。苏格拉底好像在为自己申辩,可是他又有意在死亡之中觅求真理,他的死仿佛是道德与法律的合谋。

(16)、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

(17)、柏拉图的哲学论述都是以对话/dialogue的形式进行的。这里,对话是在真正的平等的关系上展开的,主持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或其他的人,虽然有确定话题的优势,但最后必须归到以理服人的结果,而非权威的判定,至少在形式上如此。

(18)、当时雅典的检察官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可是这一建议立即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其中反对声音最高的偏偏就是之前判处苏格拉底有罪的雅典公民陪审团成员。因为这些人虽然讨厌苏格拉底,但却并不想杀死他,更不希望自己成为杀他的凶手之一。因此,大家建议采用一条折中的判罚:将苏格拉底驱逐出雅典。

(19)、苏格拉底被指控引入的新神是他所声称的指引他行动“灵异”。知识分子并不会对于苏格拉底的新神引入活动有过多的抵触情绪,但是出于这样一个容易被煽动的民众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20)、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2、苏格拉底之死的理解与意义

(1)、接着,苏格拉底(实际上是柏拉图),运用算术与几何,算出了一个“柏拉图数”(通常认为是216)。而后,柏拉图认为,如果那些统治者后备军,违反了这个“数”而交合,就会生出身心不优美、时运不济的孩子来,就像金属中有金银铜铁不同的质地,金子混入杂质之后,就会产生不一致、不平等、不和谐,引发分歧和叛乱,从而使理想国不复存在。

(2)、2000多年后,文艺复兴与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再一次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最终换来的,也只不过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眼中等而次之的民主政体。然而,人们所借助的思想力量,仍然少不了古希腊三位先哲。艺术家们拿起画笔,重现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伟大意义。

(3)、苏格拉底就义当天,柏拉图因为生病,没有在场,达维德的画作中却出现了柏拉图的形象:他身穿白袍,端坐在苏格拉底床尾,低头沉思。达维德在柏拉图身下的石凳上签名,解释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柏拉图。达维德把柏拉图画得和苏格拉底一样大,而不是像实际那样比苏格拉底小约30岁,而且,让柏拉图穿上与苏格拉底同样的白色袍子。

(4)、在政治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与这些寡头派关系密切,而其又对城邦的审判表示出来不屑的态度。所以,苏格拉底之死也有着某些必然因素在其中。

(5)、(1)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社,2005:1

(6)、(4)林小春,陆佳飞.美国退出《巴黎协定》(EB/OL).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7-06/107810html?t=1496372860306,2017-06-02/2018-12-

(7)、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与现代民主是不同的,它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8)、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9)、柏拉图之所以认为民主政体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那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如何统驭自己的七情六欲,与一个国家怎样统治他的人民,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的灵魂当中,如果理性、良知成为统驭者,使欲望与激情永远听命于理性,他必将成为一个正义、善良之人。而如果欲望占领了统治地位,他必将成为一个贪婪的恶人。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当正义所至,各人依其天性各归其位,它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度。相反,总以强者的利益为正义,放任欲望无穷增长,则会坠入极权政治的深渊。而民主政体,就好像是人的七性六欲轮番跳出来投票决定哪一个成为统治者,但正义却不一定在每一次投票中都能获胜。

(10)、从人口哲学的角度看,苏格拉底死于人口的抽样偏差。苏格拉底自谦为“无知”,所以终其一生孜孜以求,到处找人对话,穷根究底,把雅典的每一个所谓“名人”和“智者”问得张口结舌、哑口无言、颜面尽失。许多人因此恼羞成怒,决定报复他、控告他。在公民大会上,苏格拉底进行了申辩,最后公民大会以281票赞同、220票反对,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这些参与投票的人口对于雅典社会是一个有偏的抽样。

(11)、读到这里不免让人感觉有点震撼,差不多250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触目所见的所谓正义,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只是多了一些包装而已。看来古希腊人并不伪善,如马基雅维里一样直来直去,不知为何,他们没有学会装。

(12)、苏格拉底被判处极刑则与其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关,说苏格拉底主动求死也不为过。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5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来,凭苏格拉底的智慧完全有能力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凭苏格拉底的辩护能力完全有能力说服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但苏格拉底不愿向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屈服,宁愿一死也不屑于利用其认为的失去了精神内核的、被民主派利用的其时民主制的缺陷为自己获取背叛了灵魂的身体的自由,他不能容忍让自己的活命替徒具外壳的雅典民主制作最后的辩护,,如果自己利用言论自由、获得多数人支持而获胜的话,这将不是我的胜利,而是雅典现行民主制的胜利,这是一个阴谋,如若这一阴谋得逞的话将是对自己、对民主制的精神都是灾难和悲哀。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目中无人、口出狂言,毫无畏惧地声称自己的言行是遵循了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这一藐视法庭的傲慢态度将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判定自己有罪。在量刑表决是否判处饮鸩自尽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交付一笔赎金,可以把妻儿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或直接向陪审团低头,请求自愿流放,这样做都可以使自己免于死刑判决,如若苏格拉底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这些做法都是民主派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梦寐以求的,这比将苏格拉底处死还要过瘾。然而视正义等德性胜过生命的苏格拉底怎么可能让民主派得偿所愿呢?他说:“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有罪,而是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献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并且他再次激怒陪审团,先是荒唐地、狂妄地要求陪审团宣布他有功于雅典,是公民英雄,后又提出缴纳为数只有1迈那的象征性罚款,令陪审团和在场公众哗然,苏格拉底决意赶走部分陪审团成员的犹豫不决和内心不安,似乎欲故意将陪审团手中的鸩酒抢过来送至唇边。(《克里托篇》)。

(13)、苏格拉底地不断抨击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在他晚年之时,雅典统治者以藐视神明和腐蚀年轻人道德的罪名将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最终,由501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投票后判他有罪。

(14)、于是,只能乞灵于人自己了,乞灵于人们自愿地不做出这样的裁决,乞灵于人们的宽容与良知。换句话说,民主制度本身不是自足的,它有一个缺口,因此它是一个历史性,它只能被特定的人群拥有,如虽然杀死了苏格拉底,却仍不失宽宏大量的雅典的人们。(老猫网友把贝壳放逐法看成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有点委屈雅典人了。这座城邦用此法解决政争,长久地避免了内部的流血冲突,许多别的民族即便现在也做不到这一点。)

(15)、(5)CaldwellJC.Population:ExplosionorImplosion?(J).AQ:AustralianQuarterly,1999,71(4):28-

(16)、 令人羞怒交加,以及后来可能导致他被审判并被处死的一点是苏格拉底永远自称无知,言必称“请有以教我”。不过,如果“牛虻”苏格拉底是伯拉图杜撰的形象,我们也很容易明白这杜撰何以必要。那是因为,一切过时的学说教条必须清除,真正的哲学工作才能开始,苏格拉底充当了披荆斩棘清除这些教条思想的无上利器。

(17)、相反,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中,苏格拉底常常献祭,常常说是神明指教了他,说人是神预想的对象,人应当了解自己认识的局限,不要夸耀,因为最有智慧的当属神。苏格拉底说,他不曾是任何人的老师,不曾传授任何人知识,他只是像马虻粘在马上,刺激懒惰、迟钝、肥大的马,就像唤醒昏昏沉沉生活中的人,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是神赋予自己的使命。

(18)、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留下了三句格言,“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以及图中所绘的,也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去践行的 “守法即正义”。将苏格拉底作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典范,好像为我们理解苏格拉底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感性的层面,革命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为信念流血牺牲。不过我们也需要细细分辨一下,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法律事件,苏格拉底的死,与革命者献身、牺牲是同样的意思吗?辨析这个问题,理解画作中苏格拉底的形象,需要我们回到历史。

(19)、苏格拉底的学说的确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20)、雅典的政治领袖不具有明显的领导人特征,他们处在城邦决策程序中最初的一个环节。直接民主运行时,公民的集体意志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民主机构的正确运行,特别是在古典时代中后期对于政客和军事家的处置上,这两者的满意只是停留在过去,政客和将军必须长盛不衰,履行有时近乎癫狂的集体意志。而这么苛刻的要求近乎不可能,所以军事活动的实力往往就伴随着控告、流放与处置。

3、苏格拉底之死的启发

(1)、让-弗罗索瓦-佩龙于同年创作并在同一画展上展出的《苏格拉底之死》,从画面上黯淡的色彩一望便可知,那是一种完全被忧伤于悲痛所笼罩的场景,虽然苏格拉底那招牌式的动作还在,但那五指散开的手掌,显然没有握拳而出一根食指那样锋芒有力。也正因如此,先于大卫出名的佩龙,在这次画展上输给了大卫。

(2)、显然,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早已经意识到,像如今的辞典一样给正义下个简单的定义,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正义而又幸福的人那样难(不知颜回能不能算?)。

(3)、但哲学家本人腰杆笔挺,上身和胳膊如运动员般健壮,神情并无畏惧和悔意。众多的雅典人骂他是笨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仰,他泰然伸手拿起将要结束他生命的毒杯,另一只手指向天空,这是他招牌式的动作,既表示他对超验世界的一贯关注与思考,又代表灵魂即将回归天国的毅然决然;既象征着对雅典法律的服从,又昭示着对自己内心召唤的始终不渝。我们所看到的,正是生命完成升华的那一时刻。

(4)、其时的民主制究竟如何令苏格拉底如此不满?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民主制又当如何?这是两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5)、实际上,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的洞见,还不仅仅只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数”,他依据过去曾经存在或不存在的形式多样的政体,进一步论证了理想国解体后的城邦政体形式: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极权政体),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演化、转变的。迄今为止,人类政治的发展,其政体形式仍在柏拉图所描述、设想的范围之内而未出其左右,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而且,在柏拉图眼里,民主政体并不是什么最好的政体,而极权政体绝对是最坏的一种恶性政权,则是历史发展至今的一个不争事实。

(6)、至此,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大会,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而公民大会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从此,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公民们参政议政和平民领袖们献计献策、斗智斗勇的最重要舞台。

(7)、雅典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定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自觉自己并无智慧,于是他决心对“神谕”进行求证。他每天出没雅典的各种场所,与任何人以追根究底问答的方式讨论人的各种德性问题,那些本来自认为很明白的人最终都被苏格拉底这个自觉无知的人问得自相矛盾、无话可说,陷入思维困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终于明白,原来众人都是自作聪明,神谕说我苏格拉底最聪明,是借我苏格拉底之名告诫人类,“自知其无知”是人的唯一有价值的、可以称之为拥有“智慧”德性的东西,而人只有拥有这种自觉反省才能追求关于“善”的真正意义的知识,才可能踏上通往“幸福”的道路。同时他体会到神要赋予他以天职,那就是通过他让别人也达到对自己的“无知”有清醒的自觉,这是一种比自己优秀得多的存在者的神圣命令,如果不服从就意味着选择了恶行,背离了“善”。由此,他苦口婆心劝说人们要潜心向善,清醒认识自己的无知。然而他证实“神谕”的行为惹怒了许多有身份、有脸面、享有智慧声誉的上流阶层。常常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他们觉得苏格拉底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故弄玄虚、故意找茬,是不安好心地扒光他们身上的华丽服饰,令他们当众出丑,为此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

(8)、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9)、今天我们捧读伟大轴心时代的中外经典,总会发现中西文化与政治传统中太多的不同与相同之处,我国先贤们所推崇的贤人、圣人之治,与柏拉图所向往的“哲人王”所统治的理想国,是多么地想类似啊!只是中国的士大夫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去当一个哲人王。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正义,仍旧只是强者的利益!

(10)、       相传,苏格拉底师徒有一次关于什么是爱情、婚姻与幸福的对话:

(11)、苏格拉底之死不可置疑地证实了使用暴力来钳制言论的不义和无效

(12)、洞穴版哲学王的统治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王统治的实现需要理性的土壤。哲学王的统治不是“管理”现实世界,而是带领成员们走出洞穴,超越现实, 去“观看”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只有那时,人们才会相信哲学家,服从他的带引。

(13)、19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著作《快乐的科学》《朝霞》等著作中曾强烈抨击苏格拉底,把苏格拉底称作“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的“始祖”。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最早显现于苏格拉底人格之中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体现”。

(14)、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被囚于狱中的苏格拉底,被判刑后饮鸩自杀,在这惊心动魄的瞬间,苏格拉底镇静自若,左手高举,表明信仰不变!周围哀恸的人们增添了画面的悲剧性。新古典主义的手法,使画面获得了凝重、刚毅、冷峻的艺术效果。

(15)、苏格拉底这种类似“共产共妻”的设计,初看上去似显荒诞,但只要看看之后欧洲封建时代贵族王室阶层及中国古代及现代的“门当户对”,我们也便知道,苏格拉底所言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且除去私欲后的阶层固化,怎么都比强者的生杀预予夺好得多。

(16)、从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衍生出许多人口哲学问题。人口学研究包含研究生育与死亡的规律,简言之,也就是研究生死问题。生育、死亡、迁入、迁出决定一个人口群体的生命状态以及一个人口群体的代际更替。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名是“不虔诚”和“腐蚀青年”。可见雅典人当时非常重视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因为青年一代人是城邦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苏格拉底是青年一代的导师还是腐蚀青年一代的坏人?由谁说了算?是由雅典的青年人口群体决定还是中老年群体决定?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审判苏格拉底的公民大会的投票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无从知道投赞成票的281人中究竟年轻人多还是中老年人多。但是我们可以追问,仅由500人投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雅典在全盛时期的人口有30多万,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奴隶和外地人,而在自由人中,2/3以上是妇女和儿童。即使排除了奴隶、外地人、妇女和儿童之后,剩下的人也不全部具有公民的资格。有投票决策权的公民还需要具有土地财产和其他资格。因此按照现代人的观念,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民主,只不过是由少数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口进行统治的寡头政治。

(17)、(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弗拉-卡内瓦莱的油画《理想的城市》,象征信仰的教堂,指征胜利的凯旋门,代表竞技与娱乐的竞技场,以及法庭与住房,一样都不能少)

(18)、真正的有论点、论证的完整的哲学文章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柏拉图记录、撰述、甚至可能是伪托的苏格拉底的谈话录开始的。

(19)、从现在的角度看去,这样的解释多少有点玄虚、宿命与牵强。但是,你一旦联想到中国人所说的“气数”,联想到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率”,你又不得不佩服2500年前先哲的洞见眼光。但是,这种佩服不能行之过远,否则,就会囿于在《周易》中寻求当今之修齐治平之策而不能自拔。

(20)、(2)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4、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

(1)、3)在前353年左右,柏拉图最后几年里,腓力二世的马其顿王国崛起,雅典不仅强权不再,而且强权看来已经难复,到柏拉图死后九年——前338年希腊“科林斯同盟”的建立,雅典已沦为马其顿的属国。

(2)、苏格拉底之死用生命和鲜血彰显了“多数暴政”这个后民主的重大问题

(3)、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4)、于是,苏格拉底认为,要想找到一个正义而又幸福的人,必须先找到一个正义而又幸福的城邦,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城邦存在,正义而又幸福的人自然就不会只是一个。然而,这样的城邦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存在的。苏格拉底时代的城邦,有点像差不多同时代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没有像孔子般“吾从周”式的向过去找,他的办法是自己设计一个“理想国”————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乌托邦。

(5)、我想,老天再怎么不公,也不至于天差地别,只把机会赐给某些人群,而对其他漠然不顾。恐怕是,有的人群抓住了权力,便再不放开,而有的人群虽然权力到手,却又立即抛弃,由于他们的偏狭和不相容纳。

(6)、由于苏格拉底拒绝妥协,最终法庭判了他死刑。不过,多数雅典人可能并不希望真的杀死苏格拉底,因此以宗教庆典为由,推迟了死刑的执行日期。在此期间,苏格拉底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只要他想跑路,随时都可以逃之夭夭。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担心老师的安全,纷纷劝他逃跑,可苏格拉底却对众人说:“既然我不能永远活着,那又何必苟且偷生?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我曾在雅典的法治下过着很好的生活,如今我已准备好接受惩罚。”苏格拉底临终前的这番话可谓是一语道破人生的意义。

(7)、但是一方面,柏拉图继承和加强了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的思辩传统,即知识可以靠纯粹的思考、理性而产生,比如几何/数学和逻辑;另一方面,则阻断了泰勒斯、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的传统,即观察、及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思考和阐述。所以,科学最终未能在古希腊诞生,或者说差一点在古希腊诞生。

(8)、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9)、实际上,苏格拉底的思想远不止不于此。苏格拉底有个招牌式动作,他的手指总是指向天空的。读罢《理想国》便可知道,苏格拉底的所指,指向天空,指向太阳所代表的光明,指向人人都在追求的正义,指向人性之中的永恒的善,指向让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毕竟,如果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价值观作为依托和牵引,人生将会如无头苍蝇一般毫无意义。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10)、苏格拉底是枉死的。柏拉图在《游叙弗伦》中记述了苏格拉底受审前,与宗教家游叙佛伦的一番谈话。游叙弗伦因家仆的意外死亡,控告他的父亲慢神,苏格拉底就向他讨教什么是敬神,什么是慢神。但游叙弗伦的回答却表明,他其实并不明了敬与慢的本质。雅典的宗教家尚且不明了敬神、慢神的本质,雅典普通民众却认定了苏格拉底慢神的罪名。

(11)、雅典人每天抱着幻想,会听到征服开俄斯岛和平定爱奥尼亚的消息,没有迅速获得所望的结果,他们全都感到焦虑难耐。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亚西比德处于缺乏经费的状态,……,迫得他要离开营地,到外面寻找钱财和给养来维持士兵的生计。这时发生的状况使他的政敌获得机会,成为用来指控他的最后一项罪名。这种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的政权运作机制,必然会滋生民众被情绪左右,草率行事,推卸责任。

(12)、在就义的当天,苏格拉底与门徒最后的谈话,仍然围绕“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说,他相信有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只有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才能寻找单纯的、绝对的实质。如何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呢?当灵魂凭肉体观察的时候,就会带入变化无定的境界,迷失方向;而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因此,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就得甩掉肉体,用灵魂观看。那么,我们要求的智慧,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

(13)、用豆子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妮手、或者借主是、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城邦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智者运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冲击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只要不见诸于行动,类似亚西比德率军远征西西里之前出现的那种名目张胆的破坏神像活动,思想上、言论上的非正统信仰还是可以被容忍的。

(14)、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毅然选择了赴死。

(15)、伟大的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柏拉图,以一部传世巨典《理想国》,重新让他及他的思想得以复活。

(16)、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法治文明的重大意义:也许法律会一时枉正错直,但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个苏格拉底都服从法律的基础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毅然选择了赴死。

(17)、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18)、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修辞性”的表述方式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19)、苏格拉底在被自己同胞不公正地判处死刑之时仍大谈“遵道德、重公义、法律至宝、法制为贵”,认为人生价值莫过于此,真算得上自由精神洋溢了。苏格拉底是位英雄,他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力量,并自觉、自愿去实现它,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是个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自觉,自愿,自律从而自由的精神,通过他得到了光大。

(20)、人口哲学思考的队列问题,不仅是队列的数量问题,而且是代际均衡、代际正义问题。当我们谈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候,到底是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呢,亦或是前浪回归大海,后浪与前浪并行不悖呢?这个隐喻包含了生育的规模问题、代际利益协调问题、老龄化等问题。中国古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特别详细讨论了“代际正义问题”。我们暂且称之为“罗尔斯人口问题”。中国人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映的是上一代对下一代的贡献。西方历史上有一个皇帝说了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反映的是一种对后代不负责任的价值观。如何使我们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负责,而不只是考虑自己一代人的利益,这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能够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保证能够解决的问题。罗尔斯认为,“我们可以为后代做事,但后代不能为我们做事。这种状况不可改变。”如何解决这种单向利益流问题,他建议确立一个正义的储蓄原则:每一代都从前面的世代获得好处,而又为后面的世代尽其公平的一份职责。中国人过去常讲的“祖德流芳”,大概是这个原则的反映。

5、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

(1)、人类文化传统中存在相当丰富的艺术图像。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正是从古老的艺术品中——建筑、碑刻、神像、雕塑、壁画、金银器、钱币等——猜想、推论和解读古文明的密码和讯息。这些艺术图像与文字文献一样,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表达。以这些艺术图像为主体,通过借鉴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开创的艺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图像中的法律主题及其蕴含的历史和思想,是“法律思想与艺术图像”专栏的初心。

(2)、这时候,有个叫特拉需玛科的人,抛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3)、本文转载自:“人口青专会”,已获授权推介。

(4)、并且,也很难说,那些追逐欲望的强者,他们就一定是幸福的,人类所共有的道德律令,决定了人有天生识别是非善恶的良知,违背良知而去无限度地满足欲望、行不义之事,终将得咎于自己的良知,如果他良知泯的话。而如果良知已然泯灭,也就不能再称之为人类了。

(5)、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存在于“主体”之中,有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城邦的正义是城邦内在的秩序,是由个体之间的优化组合构成的秩序。一个人的正义,也是人的内在秩序,即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就是个人的正义的状态。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具有对称性。个人的正义得益于理性的控制, 城邦的正义也是如此。然而在现实中,每个人不会天然地认识自我,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因此,城邦正义的实现需要内在的某种控制力,正像个体灵魂中的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一样。柏拉图在这里引入了“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哲学王应当承担实现城邦整体正义的责任。

(6)、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本来就没有逻辑,也不关心或轻视自然,所以只能谈论伦理问题。由此,就文本来说,在《论语》这种形式的对话上,修辞十分发达,甚至一枝独秀,而语义的诘辩、限定和精确-语法/逻辑的纠正、规定、精密都退居其次,甚至阙如。

(7)、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他那时代里,还有人认为应该以取自荷马史诗的箴规懿训为所有生活的圭臬。由此话可知,柏拉图时代也有不作此想的人。荷马的世界观依旧有些人奉行,但有些人已经不相信了。《理想国》的开篇所讨论的,以及贯穿全书都在孜孜以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正义?一个人怎样度过一生才是幸福的?

(8)、他本不必重回洞穴,但是理想国中的哲学家是个保持纯真的初心、忘我执着的人。他回想起当初的穴居、那时候的智力水平、禁锢中的伙伴,于是凭着单纯的自我庆幸和为伙伴们的遗憾,仍然回到了洞穴。他讲述的外面世界的故事受到了嘲笑,被视为一个破坏现有秩序的怪人,被同伴杀掉。

(9)、(3)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

(10)、就城邦内部而言,两次寡头政变,大量人员被杀,政治动荡不堪,尽管民主政体最后恢复,因此设身处地来向,雅典公民对于寡头的敏感程度和容忍度降低是可以感同身受。

(11)、有的灵魂,不愿意来生再做人,选择当了一支天鹅。一些曾经作恶的灵魂,由于前生全部苦难的记忆,选择了来生做一个不涉公职的普通人的生活。即便那个抓到最后一号的灵魂,只要他用心审慎地做出选择,也仍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地等着他。

(12)、作品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在悲痛欲绝的朋友围绕中正准备喝那杯毒药……,柏拉图坐在床脚,手里拿着一只笔,身旁放着一卷纸,他是这场城邦冤案的见证人。他在苏格拉底死时才29岁,但是大卫把他画成了一位老人,须发皆白,神色凝重。走廊里是苏格拉底的妻子桑娣帕,由两名狱卒陪送从牢房子里走出去,以免她失声痛哭而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哲学讨论。苏格拉底最亲密的伙伴克里同坐在身旁深情百倍关切地凝视着这位大师。递毒酒的朋友侧身低头不忍直视。

(13)、苏格拉底因为守法而死,但却是为了求得正义。为了求得正义而“服从”哪怕是不正义的法律,苏格拉底的就义和革命者的就义(那种为实现正义而“颠覆”旧秩序的行为)其实是不同的意思。

(14)、不仅中国是这样,希伯来、巴比伦、埃及文化都这样,只有希腊不是这样,严格地说,这始于柏拉图。

(15)、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16)、真是被苏格拉底不幸而言中,或者是造物的有意安排,历史上不少拥有无限权力与无尽美色的帝王,硬就是没有儿子,而至于说其后代纨绔不肖者,那更是不计其数。凡此种种,也确实是导至政权解体、朝代更替的因素之一。

(17)、苏格拉底的精神世界,是真理的世界,苏格拉底的物质世界,是世俗的世界,苏格拉底宁愿选择真理而死,也不选择世俗而活。

(18)、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19)、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20)、扩展开来说,今天的一切论文的形式及其要素,是由柏拉图奠定的。如无柏拉图,有可能我们还在说着《论语》和《道德经》的“之乎者也”类的句式,以隐喻、类比、感叹等修辞手法来代替语义的分析、逻辑的推理和事实的证明。

(1)、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2)、苏格拉底地不断抨击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在他晚年之时,雅典统治者以藐视神明和腐蚀年轻人道德的罪名将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最终,由501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投票后判他有罪。

(3)、苏格拉底之死是对正义和法律的最高维护与忠诚

(4)、艺术史资料对达维德以及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一致评述是,这些创作的动因,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宣传某种道德。我们也可以比较达维德的一系列其他的画作确认这一点。他创作于1785年的《贺拉斯兄弟之誓》、于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数周后在沙龙展出的《侍从奉还布鲁图斯其子的尸体》、为纪念马拉创作的《马拉之死》,这些作品一致地表达了勇敢与牺牲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正是法国革命运动所倡导的道德思想。达维德本身也是革命派,他是国民议会的成员,并且在拿破仑执政后,成功地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

(5)、苏格拉底的生计是石匠,但世传最讨喜的苏格拉底形象,是他每天都会在雅典的广场上来回走动,然后随机地拦下人询问。拦下来的可能是一个出名的政客、辩士,或者出名的大言欺人之徙。他请教他们认为人生应如何,连串问题令他们无法招架,他们被逼入死角,承认自己看法荒谬。

(6)、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7)、画面左边一组人物主要描绘亲人们有的陷入深深的悲哀,有的扶墙悲痛欲绝,为了突出苏格拉底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画家有意在画面前景地面置一打开的镣铐和散落的手卷本,这引起人们对苏格拉底铁窗生涯的想象,增加了对英雄的认识和崇敬。

(8)、人口学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是队列分析,形象比喻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一浪更比一浪高,还是一浪更比一浪低呢?每年的出生人口队列就相当于一个浪。如果一浪更比一浪高,那就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如果一浪更比一浪低,那就是一个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学过人口学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生育水平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那么这个社会终将进入人口缩减状态。澳大利亚人口学家卡德威尔称之为“人口塌陷”。一个人口塌陷型的社会遇到的挑战并不比一个人口增长型的社会少。

(9)、毕竟,能让一种思想跃然于纸上的画作,才具有强大穿透力与持久生命力。亦或说,如果苏格拉底之死带给人们的只是悲伤,那我们就低估了一个伟大哲人以那样的方式赴死的意义所在。而哲学的使命之便是赋予生命与死亡以意义。

(10)、(6)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11)、评价的立足点,应该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并以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和法律为基本点,而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和观点去评价和讨论,而这样的做法,应该具有普适性。

(12)、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之口对于这套价值体系的追寻,就是从追问何为正义这个概念入手的。有人说,正义的表现之一是归还债务,这似乎是个听起来不错的常识。但是,苏格拉底继续设问,如果你在一个朋友疯了的时候归还以前借走的一把刀,显然是不正义的;同样,借了敌人的刀不还,就如同对敌人行骗一样,也可以视为是正义的。凡此种种,这般诡辩术式的争论,是不会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13)、    再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幸福?”苏格拉底就叫他到田园里去摘一朵最美的花,其间同样只能摘一次,而且同样只可以向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于是照着苏格拉底的话去做了。这一次,他带了一朵美丽的花回来了,苏格拉底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这次柏拉图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找到一朵很美的花,但是在继续走的过程中发现有更美的花,我没有动摇,也没有后悔,坚持认为自己的花是最美的,事实证明花至少在我眼里是最美的。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幸福!”。

(14)、苏格拉底之死是对城邦政治和民主原则的赤诚奉献和深刻检验

(15)、伯利克里之后的时代,平民领袖多是公民阶层,亦或是城邦的新型手工业者,而这个阶层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却掌握财富与卓越的修辞技能来取悦民众。虽然雅典从梭伦改革以来一直致力于民众全面的民主参与保障了,但是业已被破坏的城邦精神就使得民众变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寡头派更加敏感,更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所以直接民主的暴力机器却更加可怕的多。

(16)、对马拉松战役指挥米尔提太、萨拉米海战功臣提米斯托克利、著名政制家阿里斯提德、民主政治推动者伯里克利的审判都是由公民大会进行的、公元前406年8位将军(包括伯里克利之子)被判死刑(6人实际被处决)的悲剧都是由公民大会一手造成的。

(17)、等所有的灵魂都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命运之神,作为他一生生活的守护者和命运实现者,使它们的选择不可逆转。然后,再让他们通过遗忘女神的河流,忘掉这所有的一切之后,投生来到人间。

(18)、按理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被驱逐总比接受死刑要好。可是,这回却轮到苏格拉底不干了。他对众人说:“不管我在哪里,不提出质疑,我就活不下去,没有省思的生活不值得活。你们也可以对我处以罚款,可是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我不是有钱人。”

(19)、(7)辜朝明著,喻海祥译.大衰退(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1

(20)、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图问他的老师什么是婚姻,他的老师就叫他先到树林里,砍下一棵全树林最大最茂盛、最适合放在家作装饰用的树。其间同样只能砍一次,以及同样只可以向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于是照着老师的说话做。这次,他带了一棵普普通通,不是很茂盛,亦不算太差的树回来。老师问他,怎么带这棵普普通通的树回来,他说:“有了上一次经验,当我走到大半路程还两手空空时,看到这棵树也不太差,便砍下来,免得错过了后悔,最后又什么也带不出来。”老师说:“这就是婚姻!”

(1)、民主制,即以民意为最终的裁决。如果剥夺了个人说话的权利,怎么判定民意呢?“民”没有口,有口的是一个个的人,民意只能通过个人的言论来表达。当然可以这样解释:既然是多数票决定的,就表明该言论不是民意,所以剥夺无碍。但是显而易见,以惩罚为手段的“剥夺”,不仅仅是不予采纳,更是禁止发表;或曰,取消了该言论的动议资格。其结果是,对该言论重新进行选择的权力丧失了。

(2)、在亨廷顿的眼里,各种不同文明的生育问题,事关天下大势,这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的视角。如果我们站在全球气候谈判专家的角度看,生育问题又是关系到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义务分配问题。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是世界人口增长压力和工业化消费压力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一方面控制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生育水平,另一方面降低各国的碳排放,似乎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发展中国家控制生育谈何容易,既考验这些国家的执政能力,又违背西方国家的生育自由和生育人权理念。于是只好求助于工业碳减排。怎么分配减碳的义务呢?是按各国人口多少分配还是按现有排放量分配?或者是先发展国家多承担一些、后发展国家少承担一些?在本国利益优先的考量下,如何制定出“既有利于当代人的发展,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不仅有国际利益冲突,也涉及代际正义问题。不同的政治家出于不同的标准,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决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巴黎气候协议,而特朗普上任以后,却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3)、由于苏格拉底拒绝妥协,最终法庭判了他死刑。不过,多数雅典人可能并不希望真的杀死苏格拉底,因此以宗教庆典为由,推迟了死刑的执行日期。在此期间,苏格拉底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只要他想跑路,随时都可以逃之夭夭。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担心老师的安全,纷纷劝他逃跑,可苏格拉底却对众人说:“既然我不能永远活着,那又何必苟且偷生?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我曾在雅典的法治下过着很好的生活,如今我已准备好接受惩罚。”苏格拉底临终前的这番话可谓是一语道破人生的意义。

(4)、按中国人的观念,历史不会终结,也没有最后之人。原因在于每一代人都要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做好自己。人口哲学在此可以有何助益呢?人口哲学的启示是,现代人面临的生死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是全球问题。

(5)、苏格拉底的理想国也不是一个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中国读书人心中充满浪漫色彩的耕读梦,在苏格拉底看来是不能自足的。他的理想国有必须有分工明确的各色人等:农民、各种手工艺者、军队和护卫者(统治者)。其中各种角色的职守,是根据人各自的天性而定的,他举例说,让一个一让他学习就哈欠连天的人钻古代算术、几何、天文学等学科,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分工。那些天性喜欢实际操作的人适合当农民和工匠,天性热爱荣誉而争强好胜的,最好的职业是军人,而天性中具有哲学家天份的人,才是适合作统治者的人,因为这些人的灵魂被理性所主宰,再通过严苛的教育培养和层层淘汰,这样的统治者,职守于理性思考,不会被物质利益所诱而去追求过多的欲望,实际上就是一种不会犯错误的统治者(那位主张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而被苏格拉底驳倒的特拉需玛科,一直也在听苏格拉底的推演,但他无力反驳,不是会不会后悔说统治者也会犯错误)。

(6)、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7)、关于苏格拉底形象的解读,“最善良、最正直、最智慧的第一哲人”的形象,“殉道者”的形象,都源于柏拉图所讲述的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所相信的苏格拉底。

(8)、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

(9)、柏拉图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不同人的灵魂往往处于不同的空间里。他设想,有的人的灵魂,被捆绑于黑暗的洞穴中而不自知,会认为黑暗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有的灵魂已经看见了洞口的一丝光亮,正努力试着挣脱捆绑向光亮处爬行。当然,也有的,已经跋涉出了洞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正朝着正义与幸福前行,奔向那个追求中的理想国。

(10)、“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11)、同洞穴故事一样,我们不应当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解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不应当将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理解为“人治”。哲学王同样是一个比喻,是城邦的理性的化身。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囚徒走出洞穴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人人具备理性的世界。要人人具备理性,需要哲学王(理性)的教化和引领,因为他能够带来真实的认知和自由。在那个时候,当人人站在太阳下清晰的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的时候,就是哲学王统治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哲学王的统治,就是理性的统治。

(12)、理想国的统治者应当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将城邦带向正义、善和理想。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哲学家通过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够看到“可见的世界”,而且可以看到“可知的世界”;而普通人只能通过感官感知“可见的世界”。柏拉图所说的“可见的世界”就是洞穴之中的世界;“可知的世界”是洞穴之外的世界,哲学家就是从洞穴中逃出来的那些人,他在太阳下闯荡,逐渐获得了理念世界中的真理。

(13)、雅典公民大会不仅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从公元前5世纪起,公民大会就经常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

(14)、对国际关系而言,生育水平高的国家对生育水平低的国家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等因素的巨大影响,“一个文化中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19世纪欧洲人口激增,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欧洲人口涌入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而20世界后期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又导致穆斯林人口大量涌入西方。由于基督教社会极力向伊斯兰教社会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并干预穆斯林社会的内部冲突,使得穆斯林与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度急剧下降。

(15)、在这大概半世纪之后,一封控告词说出当年审判苏格拉底的逻辑,及注重学说主张宣教性的功用,而苏格拉底所招的学生及再传弟子中,就有那些有潜在寡头倾向分子。如亚西比德、克里提亚等也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

(16)、而苏格拉底确实有过对于当时民主政体的不满,他与柏拉图如出一辙地倡导贤能政治,评论过伯利克里津贴制度的弊端,拒绝过寡头政权的任命,这多少会有些令人不快。

(17)、苏格拉底无惧无悔地饮鸩自尽,但他知道雅典这匹血统高贵的纯种惰马一时不会从虚假的民主制的温床上醒来,老“牛虻”在叮咬完最后一口后遭到雅典镀了金的民主大棒棒击无悔地倒下了,苏格拉底闭眼的那一刻是无惧的、无悔的,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任何言行都合乎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自己的赴死也是去和神灵相伴,但他应该是有憾的,他至死都没有得到雅典民众的理解,即便在其死后,雅典公民仍然视他为雅典的公敌,认为他咎由自取、死有余辜。雅典的民主制也终究没有恢复它昔日的荣光。因此黑格尔将苏格拉底之死视为“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18)、当我们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最令人惊奇的是西方文明两大奠基人之死。一是苏格拉底之死,二是耶稣之死。苏格拉底奠定了西方的理性文明,他的弟子柏拉图和徒孙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理性文明的两座高峰。耶稣奠定了西方的宗教文明,他的徒子徒孙成为欧洲中世纪四分五裂时代的文化粘结剂。理性文明与宗教文明的结合,诞生了现代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在雅典民主体制下被判死刑?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其细节和争论焦点,因为翻看一下苏格拉底被审判时面对公众的《申辩》就比较清楚了。

(19)、但是,由于苏格拉底生前特立独行的为人风格和颠覆性的哲学理念,使他在身后也受了不少争议。自19世纪兴起的非理性主义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关于以苏格拉底等人为首的理性主义者的争议也此起彼伏。

(20)、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1)、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2)、雅克·路易·达维德的《苏格拉底之死》,创作于1787年,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雅克·路易·达维德(1748-1825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  

(3)、(费城制宪会议的成功,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胜利,同时也是理性与利益的一次妥协)

(4)、至于苏格拉底蛊惑青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罪名实际出于政治目的。公元前406年,雅典对没有出手援救生还者的海战指挥官予以审判,苏格拉底作为元老委员会成员,是唯一坚决反对不依法律而采用民主的方式进行集体审判的人。受他影响的朋友,有一些是反对民主政体的人,这些人参与了公元前404年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运动,其中包括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但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参与三十僭主的任何政治活动。柏拉图和色诺芬也在多处文献中(包括《会饮》、《斐德罗》),向世人说明,阿尔西比亚德的妄为与苏格拉底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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