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1、王夫之的主要思想和成就
(1)、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已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2)、 其夷狄奸诈不可信。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对夷狄讲信义，“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那么就会“必受其诈”，如历史上楼兰王曾“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耶律阿保机“背七部更代之约而距汉城”，所以，李克用“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之言是何等的愚蠢。
(3)、 (关键词)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来源;特点
(4)、在东方，朱熹是前期道学的高峰，王船山是后期道学的高峰，王船山的历史地位不在朱熹之下。
(5)、与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儒如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相比，王夫之大约于三十三岁(创作《章灵赋》及《注》)时确立了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而且基本上没有动摇，五十岁自题“观生居”的对联更进一步阐明了今后的人生方向。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没有受到外界的诱惑与干扰。1667年前后，方以智多次劝王夫之出家，并有诗云：“何不翻身行别路，瓠落出没五湖烟。”王夫之虽然理解方以智的好意，也尊重他的学术与思想，但却有自己坚定的人生信念，答诗中说道：“洪炉滴水试烹煎，穷措生涯有火传……旧识五湖霜月好，寒梅春在野塘边。”这表明，王夫之要在穷乡僻壤的“野塘边”，像寒梅呼唤春天一样，为民族文化的未来春天独自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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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文参酌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写成，并以此文纪念恩师萧萐父先生冥诞九十二周年。
(8)、(3)提出“工商皆本”理论，反对重农抑商。
(9)、然后他是主张均天下反专制爱国思想的，然后王夫子他对于心物之变他是反对的。他觉得人他之所以会获得知识，会聪慧是靠他的感官去感受的，靠他的心去探知的，他只有进入到世界的万物中，去探寻事物的规律，他才能去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后天获得的，并非是天生就有的，所以他对于知行之便里面的生而知之的理论是反对的。
(10)、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王夫之说的“格物”大致表示感性认识，“致知”大致表示理性认识，借助这两个概念，对二者的区别做了分析。格物，主要通过感官与外界发生联系，理性认识其辅助作用，所以“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致知，主要是运用心官(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判断推理，所以“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
(11)、老子认为天地象一个空的风箱，动而生风，从中产生自然万物，由此比喻说明“无”能生“有”。王夫之说：那么，“无”是怎样生出“有”来的？又是谁在拉动风箱？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佛教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虚幻不真实的，要灭尽这个虚假的世界才能实现涅槃。王夫之说，这种追求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的狂妄想法不过是“惑世欺民”而已。
(12)、1685年(六十七岁)，孟春写成《张子正蒙注》。同年八月写成《楚辞通释》十四卷。九月，为门人讲解《周易》，写成《周易内传》十二卷，又写成《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另外，《思问录》内外篇亦当定稿于此时。
(1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南岳卖姜翁、一瓠道人等。早年避难南岳双髻峰黑沙潭畔，晚年隐居湘水之西石船山下，自署南岳遗民、船山病叟等，学者遂称其为船山先生，世称王船山。王船山作为一个立法者，为天下立法，为未来世界立法，是证成天下的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中国文化代表人物、天下主义(世界主义)代表人物。被推崇为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洪门五大始祖之湖湘文化精神领袖、湘商文化始祖、雷神。
(14)、王夫之出生在衡阳的一个大户人家。他从小立志从政，1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接下来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的会试。但是，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河南，朝廷决定将礼部的会试推迟一年；一年以后，25岁的王夫之和全国所有准备会试的其他考生一样，生不逢时，明朝结束了，科举之梦戛然而止。
(15)、王夫之对事物内部“两端”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抛弃了(周易)八卦以乾为首的观点，认为乾与坤、阴与阳没有先后之分，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还认为，矛盾的双方没有固定的主辅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为主的一方在另一条件下就会转变成为辅的一方，同样，在一定条件下为辅的一方也会在另一条件下转变成为主的一方，矛盾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人们不应当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对立面。
(16)、他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要求限制皇帝的权力，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
(17)、这是王夫之法律思想中最富于民主性色彩的。他站在中小地主阶级不当政的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和当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是有矛盾的。他深恶明末的腐朽政治,痛恨专制皇帝的贪残暴戾与昏庸态肆,力图限制皇权与官潦贵族的特权,遏制豪强富户的兼并,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因而强调“法先自治以治人,先治近以及远,”只有踞于高位的当权者奉公守法,才可以令众。这种法贵责上,法贵责亲的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进步思想家所贯倡导的。王夫之特别举出唐代宗时宰相杨绾为例,说:绾“清慎自恃”,“立法于身,”使得权倾当朝不可一世的汾阳王郭子仪“且为之惊惕,孰敢不服哉”。他谴责专制制度下只“罪下而不纠上”,只“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的现象,由此必然造成“法益峻,贪愈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的后果。相反,“严之于上官”,对特权者绳之以法,就会使“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吏,皆喙息而不敢逞,……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18)、按照王船山思想之逻辑分类，分为十六卷。第一卷《船山之心》，讲述了王船山的理想。第二卷《易学精神》，讲述了王船山的思想来源。第三卷《天地之心》，讲述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天道正义”。第四卷《自主权能》，讲述了人的责任、使命，人奋发有为实现理想的应当然。第五卷《圣人传统》，讲述了圣人发明创造传统和圣人精神，应当呈现良心。中国在近500年的衰落是因为对圣人传统、圣人精神的疏忽。圣人是世界的第一推动力、第一责任人。第六卷《认识世界》，讲述了王船山的认识论。第七卷《必然成功》，讲述王船山的预测未来之学。第八卷《心性之学》，讲述了王船山的心学。第九卷《工夫之道》，讲述了王船山的修身工夫。第十卷《教育为本》，讲述了王船山的先进教育理念。第十一卷《依法治国》，讲述了依据宪法治理国家。第十二卷《经济之学》，讲述了王船山经济学思想，为工商业提供了价值依据。第十三卷《生死之归》，讲述了王船山的生死学——安心之学，为现代人提供了灵魂救赎的良药，也为现代工作伦理、管理学提供了终极价值。第十四卷《正义之论》，讲述了王船山如何建构正义论，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第十五卷《公民精神》，讲述了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天下公民”。第十六卷《全球伦理》，讲述了如何应对世界，如何为世界未来文化开辟新方向，实现全球正义。未来，还要补充十几卷。
(19)、王夫之鉴于明末统治者肆行暴政,交相为恶,以至法纪荡然,民心敢丧,深感“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因此,他引古筹今,论证了治乱世与立国之始,必须重视立法。说:“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无法则民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法的作用就在于惩恶劝善,统一政制。至于法律内容的详与简,取决于形势。他主张“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不详则苛横者议其后,而变易增加之无已。”但是,总的说来他反对繁法酷刑,赞赏唐玄宗时晋陵尉杨相如提出的“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认为这才是“治道之言也”。他还发挥了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阐述的“法愈密,天下愈乱”的思想,指出“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并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法令随心,因人而异所造成的积弊,阐明了统一适用法律,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实现法律的效能的重要意义:“申画一之法,除条例之繁,严失入之罪,则冤枉者可以由千百减至什一矣”否则“设大辟于此,设薄刑于彼,细极于牛毛,而东西可以相窜”,必然会出现“见知故纵,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奸”的现象,虽欲以法“筘天下”而不可得,相反,将“为天下之所筘”但在封建社会,“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因此,封建的法律是赤裸裸的特权法,公开确认良贱的不平等,全面维护贵族、高官的等级特权,根本不可能作到统一适用。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封建国家和朝代,都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矛盾,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法彻底消除,从而又决定了封建法律不能不因地而异。此外还存在着种种迫害劳动人民的法律以外的专横手段,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由此可见,王夫之提出的统一适用法律的观点,反映了清初启蒙思想家所共有的法治主义的倾向,表达了挣扎在非法凌虐之中的人民群众的呼声。
(20)、王夫之有着典型的湖南人的血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明朝的“遗臣”，坚持不剃发，绝不与清廷合作。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夫之已经71岁，衡州知府派人带着钱粮来到他家慰问，但他托病不出。他的妻子告诉他，家里很快就要断粮了，总不能看着小孩饿死吧。王夫之出于礼貌，就把粮食留下了，但把钱退了。我们知道，明末清初有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们都是明朝的“遗臣”，都很有骨气，都做到了“忠臣不事二主”。但最有骨气的，还是王夫之。黄宗羲晚年，朝廷请他出任明史的编修，他怕遭人非议，但还是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推荐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去代替。还有一件事，黄宗羲为了自己的孙子黄蜀能够考中秀才，特地向徐乾学写了推荐信，希望他多多关照，也就是“开后门”。这位徐乾学何许人也？他就是顾炎武的外孙，康熙九年进士第三名，做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当时的清朝高官。黄宗羲为了孙子的前途，在写给徐乾学的推荐信中，顾不得自己前朝的身份，直接称呼康熙皇帝为当今“圣主”、“圣天子”等等。后人认为黄宗羲的这种做法有点“晚节不保”。而王夫之的所做所为，体现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2、王夫之的主要思想观点
(1)、王船山是怎么思考问题呢？他又思考了什么问题呢？
(2)、今与古。在历史观上，王夫之是乐观主义者，相信“明天会更好”。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总是后代超过前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3)、新与旧。王夫之从自己的运动观出发，提出变化日新的发展观点。“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万物都在变化，而变化的内容生生不已、不断创新。
(4)、历史性开展而形成“天之天”“物之天”“人之天”三个层面交互融合所共同构成的历史性哲学体系。
(5)、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提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君主是为百姓服务的，著作《明夷待访录》。
(6)、王夫之对理学的批判，更像是对自我的批判，是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明末，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针对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王夫之他们提倡“实学”，认为做学问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扛起“经世致用”的大旗。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正是因为有了王夫之们追溯中国文化的本真本源，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以中国文化推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
(7)、“更新而趋时”不仅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立法准则,而且是王夫之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依据。由此出发,他设计了改革田制的兰图:自耕者占田不得过三百亩,赋税协于什一之数,借以抑制贵族豪强、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由此出发,他抨击了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冲天的勇气发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的呐喊,并以亡秦为例,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巳矣。”他认为只要不“病民”而又无“原野流血之惨”,易姓改朝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在明朝筱亡,清朝继建的历史条件下,他勇敢地提出为了维护民族的统治权,虽君权亦“可继、可禅、可革”,“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之通义。”这些激越之辞,表现了王夫之坚持抗击清朝统治者推行野蛮的军事征服政策的民族主义立场,同时也是对明末皇帝专横态肆,招致“亡国”之祸的抨击和自身坎坷遭际所郁积的愤葱之情的流露。
(8)、 牛李“维州之辨”是唐文宗至唐武宗时期牛僧孺和李德裕关于“维州事件”的争辨。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九月，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收复维州并准备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的请降。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都赞成李德裕的做法，但宰相牛僧孺却提出反对意见。牛僧孺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自己的看法:一是吐蕃领土广大，失去一维州，并不能损耗其实力;二是唐与吐蕃已经达成盟约，对待吐蕃，应该以“守信为上”;三是收复维州会遭受吐蕃的侵扰。所以，收复维州对唐朝没有一点好处，对少数民族不讲诚信，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唐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诏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将悉怛谋等人全部放回吐蕃，结果吐蕃将悉怛谋“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李德裕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十二年后，即唐武宗会昌三年(843)，他重提维州悉怛谋之事，认为悉怛谋归降之前，吐蕃已违背盟约，所以唐朝接受他的归降并不算失信，进而他指责牛僧孺在“维州事件”上的做法是“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
(9)、第七章通过讲述王夫之、朱柏庐、张英和曾国藩等人的家教思想，让学习者掌握清代的家教家风。今天是第七章第一讲第一小节——王夫之的家教思想与实践(上)。
(10)、明清代易之际，汉族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天崩地解的震荡，也激起他们痛定思痛的反思。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更多的是从文化的层面反思明亡的原因，探求中国的兴盛之道：传统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引以为傲的儒家文化却不能用来强国富民？他将批判反思的对象首先对准了南宋以来长期作为官方正统的理学和极具影响力的心学。
(11)、在世界上，王船山比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要早出生100多年。
(12)、每卷按照其内在逻辑再分门别类，每门每类选编一定数量的王船山语录，同时加以按语的形式进行点评、解释、概括此门类下所收语录的主要意思。读者通过按语，就能大致了解王船山此门类语录的思想大意。一书在手，王船山思想的真精神，尽在掌握之中。也可以说，是一本了解王船山思想的工具书。
(13)、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教程和老师都解释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源划分为物质，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产物。而唯心主义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精神，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物质是意识产物。
(14)、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15)、王夫之执法原情的法律思想是在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形成的,渗透着一种求实的精神,它的重要意义不限于理论上的说明,而在于对司法实践的指导。综观中国封建时代著名的清官,都重视执法原情,因而是一项值得总结的封建审判制度方面的历史经验。
(16)、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鼓励百姓关心国家大事。
(17)、 “战”与“和”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两大主题，“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当今社会，也无论是民族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战，一个是和。”那么，王夫之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有着怎样的认识呢?先谈“战”的方面。王夫之认为:“以战为守者，善术也;以守为战者，败道也。”在他看来，以战为守才是最好的策略，战争时一味地防御最终就会导致失败，南朝宋文帝与北魏的战争就是因为宋兵只是一味地防御，最终导致了失败。他说:“崔浩策宋兵之易败也，曰:‘东西列兵，径两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可席卷而使无立草之地。’”刘宋军队战线东西排列有两千多里，防御力量分散，每个要点不过数千人，兵力薄弱，北魏军队集中兵力攻击，宋兵只要一处溃败，就会导致全军覆没。王夫之对于这种“列兵千里”的消极防御非常不满，他说:“夫列兵千里，尺护而寸防之，岂其能惧哉?栉比株连以外蔽而安处其中，则心为之适然而忘忧。寇之来也，则于彼乎，于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则一处败而声息先闻，固可自全以退，而无忽出吾后以夹攻之患，于是乎而惧之情永忘，弗惧也，则亦无所慎矣。”基于这些认识，王夫之认为在与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时，应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味地谨慎，“未临事而惧先之，不败何待焉?”
(18)、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程朱和陆王都是在儒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道家和佛教的学说，实现了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提升，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表现，这也正是多数学者都把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最高阶段的原因。王夫之批判他们的短处，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长处。但是程朱和陆王都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而且朱熹学说长期作为官方学说，其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此种地位。所以，王夫之指出他们的哲学是从佛、老的哲学而来，可谓一针见血，正中其痛处。
(19)、王夫之可以说是著名的思想教育家，他有一整套他自己的教育理念。这个人可以说天资聪明，是少年天才，自小刻苦学习，四岁启蒙，七岁读完“十三经”，据说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把衡州素有的藏书全部读遍。这位他今后的学问打下深厚的基础。王夫之可以说家学深厚，他的父亲的《春秋》，春秋学的是春秋大义，也就是民族大义对其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他有句话非常有名，叫知而不行，犹无知也。意思就是说你光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出去实践，那么你的学问等于白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是真理的唯一形式。
(20)、(3)赞扬历史上的“异端”行为(肯定改革、农民起义、寡妇再嫁)、倡导变革。
3、王夫之的主要观点
(1)、王夫之批判朱熹的“知先行后”学说。朱熹主张知在先行在后，强调首先要明白了道理，才能去行动，这样行动才会合乎义理的要求。王夫之指出，这种主张是割裂了知行关系，让人们片面追求知，而阻碍了人们的行动，其结果是“困学者于知见之中”，或者把学问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甚至空话连篇、言行不一。
(2)、王夫之关于法贵责上的思想和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也同黄宗羲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顾炎武“独治则刑繁,众治则刑措矣”等进步的观点相通,反映了启蒙民主主义思想家在思想上的特色。
(3)、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4)、作为古代的士人与士大夫，王夫之与他们有相同的精神结构及人生目标：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王夫之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时代没有给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他的家庭教育背景、个人成长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又与其他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二十四岁之前的王夫之，基本上是在家学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王朝聘、长兄王介之都是理学中二程、朱子学的信奉者，同时又与阳明学江右学派邹守益一系有学术关联。其长兄比他大十二岁，对于《周易》《春秋》《诗经》均有极深的研究，而且有著作出版。王夫之在家排行老七岁时就把十三经读完了。二十四岁时，与其长兄一道赴武昌参加乡试，一同中举。而从七岁到二十四岁的家庭教育，在经学方面基本上是由其长兄完成的。青年时代的王夫之，其实是极其刚愎狂放的，但有一位严厉的兄长管教，再加上他叔父的教育，还算是有所收敛。但二十四岁中举后，正值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李自成的义军阻断了王夫之与其兄长北上参加会试的道路，只好返回乡里。二十五岁之后，王夫之卷入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中，其思想的变化，人生抉择的最后确定，大体上可以五十岁时的对联为一鲜明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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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后谈一下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王夫之非常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而恶用史为?”不仅如此，他特别注重总结和反思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得失。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引用汉武帝、班超、谢安、刘裕、诸葛亮、唐高祖、宋太祖、司马光等人的事迹和语录，或褒或贬，比如他充分肯定了汉武帝、谢安、刘裕等政治家抵御少数民族侵扰的历史功绩，但他对班超率三十六人横行西域诸国提出严厉批评。他的“和亲无耻”思想就受王廷相、方逢时等明代政治家思想的影响等等。王夫之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思想营养，努力构建自己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
(7)、 先谈家庭的影响。王夫之出身于一个趋于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叔父、长兄都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其父王朝聘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秀才，虽七次乡试皆“名落孙山”，但其一生却刚正不阿，不向权贵低头，他在临终时曾嘱咐王夫之兄弟誓不降清。王朝聘毕生研究《春秋》之学，其“华夷之辨”思想更是在王夫之《春秋家说》等著作中得以继承和发扬。其叔父王廷聘同样是位饱学之士，王夫之曾在王廷聘的指导下读史，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王夫之在青少年时期，已受到传统的诗学和史学的丰厚培育，主要得力于叔父王廷聘的循循善诱。”王夫之能在晚年写出《读通鉴论》等经典传世之作，与王廷聘的教导密切相关。其长兄王介之不仅饱读诗书，著有《春秋四传质》《诗经尊序》等佳作，明亡后即归隐山林。王夫之自幼跟随其长兄学习，所以王介之的品行和学行都对王夫之产生了一定影响，二人感情甚笃，并于崇祯十五年(1642)同时中举，虽因战乱未能成功北上参加会试，但这些经历却为王夫之提供了深入了解当时民族关系的机会。正是这种具有浓厚学术氛围和坚守忠义节操的家庭环境，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8)、王夫之是清初著名思想家，“气”论思想的集大成者。
(9)、实有与虚无。为了清算理学，就要批判佛老的哲学。因为，无论程朱的理本体论还是陆王的“心即理”说，都和佛老的宗教哲学有思想上的渊源，批判佛老就是从根本上批判程朱陆王，就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王夫之与佛老哲学的根本对立集中在有没有所谓绝对的“虚无”上。
(10)、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
(11)、针对朱熹“月印万川”的比喻，王夫之说，天上的月是实有的月，川河湖泊中映出的月影，并不是真实的。没有天上的月，川河湖泊中月的影子也就不存在。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真的月亮生出来的都是虚幻的影子，那么“理一”生出的“万殊”难道也是虚幻的影子吗？认为世界是虚幻的，这种观点是与佛教完全一样的，“何居乎君子儒而蒙释老之说邪？”为什么自称是儒家的正统却接受佛老那些邪说呢？
(12)、在21世纪，“南岳一声雷”在哪里？我们读王船山的书能产生什么样的“想象”？中华民族的未来是什么？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如何改变命运？我们如何应对未来？
(13)、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集大成而又开创新规模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孔子集周代文化之大成，删削六经而开启汉以后中国经学思想的整体规模，经过两千多年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共同诠释，成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主流与大宗。其后有董仲舒、朱熹二人承其绪，朱子之后五百馀年而有王夫之一人。与董仲舒、朱熹二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王夫之在一个动荡、艰苦的环境之中，完成了几近五百万字的创作工作，就其著作的文字数量而言，接近朱熹，就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继承与创新的角度看，接近孔子。生当今日和平年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王夫之思想创作的内在动力究竟何在？这应当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14)、1688年(七十岁)，重订《四书训义》四十卷，今存三十八卷。
(15)、王夫之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以夷变夏”和“夷狄乱华”。在这场历史巨变中，王夫之亲历了新旧王朝更替所带来的个人痛苦和族群痛苦，满清入关后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大量的民众死于非命、流离失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大屠杀深深地伤害了明朝的士大夫，也伤害了明王朝统治下的广大民众，因而，在这一背景下的夷夏之辨就不仅仅是王夫之的“个人意识”，而是受难大众的“集体意识”。
(16)、意思就是华夏与夷狄之间不能越界，井水不犯河水。这等于说除了汉族外，其他落后民族都没有资格统治中原。王夫之早年写了一篇文章叫《黄书》，就强调这种华夷之辨。他提倡的这种民族爱国主义到了晚清时代，正好适应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需要，得到那些希望变法维新和革命人士的赞赏。谭嗣同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王夫之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能够唤醒民众走向光明大道。这里的南岳就是指王夫之。
(17)、 在王夫之的理论思维中，“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即人与人之间应该讲诚信、守信义，但在他看来，“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而“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也就是说，信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不能施之于“非人者”，所以应“不以信义结夷狄”。王夫之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阐述他的这一观点:
(18)、 ★王夫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基点为元气学说。其元气学说发展了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等人关于“气”的思想，因此，王夫之也被视为气学的集大成者，与朱熹的理学、王守仁的心学鼎足而三。元气学说对于西方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解现代物质结构理论都有启发作用。
(19)、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都有着强烈的华夏“正统”认同，这决不能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应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发心理。对于王夫之，他的祖国就是“大明王朝”；他的家族的兴衰与大明王朝共命运；他的政治前途也与大明王朝息息相关，一旦明政权崩盘，他的仕途也随之中止，沦落为没有“国籍”的“遗民”。
(20)、提倡追求个人利益，批判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
4、王夫之的思想主张特点
(1)、他说，宇宙中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虚无，有形的物是气构成的，无形的虚空同样也是气构成的，人们由于目力限制看不见它，就说是虚空，虚空同样充满了无形状的元气。有形和无形，不过是气的聚、散和显、隐，宇宙间除了气“此外更无它物，亦无间隙”，并没有不包含物质元气的真空存在。
(2)、 其与夷狄讲信义会招致祸患。王夫之认为，对夷狄“怀以仁，而即乘吾仁以相犯;结以信，而即怙吾信以相欺者也。而唐藩镇之乱，率因此而滋”。在王夫之看来，唐代的藩镇之乱就是因为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首领讲信义而引起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原王朝与外夷交战时，不应轻易相信夷狄的情报，否则就会招致祸患。他说:“与为难者一夷也，介于其侧、伏而未动者又一夷也，则且两持其命而蛊我以效顺之忱。实欲倾我而姑与我通以市利于彼，闲输彼浮薄之情以坚吾之信。我进则老之，我守则诱之，我大败而不能责彼之相误。至愚者诧为秘密之机而自矜外助，卒之小以残我边疆，大则害及宗社。”也就是说，夷狄向中原王朝出卖情报以骗取信任，实际是想倾覆中原王朝，所以不应轻易相信夷狄。
(3)、(1)他们都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
(4)、 再谈“和”的方面。在王夫之的理论思维中，“和者，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利于屡胜之兵，而不利于新败之国也。”他认为夷狄与中原王朝议和，会导致中原王朝“恃和以安而忘危”的局面。两方议和，中原王朝士大夫就会“争虚名于廷”，而士兵则“治生计于郊”，于是他们都希望“长此辑睦而罢兵以偷安”，这样人心就会慢慢变得涣散，一旦遇到夷狄突然侵袭，就会“闻警而魂摇”，失败就是必然的事情了。青州之战后，北魏虽然获胜，但却没有乘机攻取南朝刘宋的江淮地区，反而遣使请和，王夫之认为这并不是北魏不想吞并这些地区，实际是北魏进攻柔然后，兵力疲惫，已经没有实力继续进攻刘宋。在王夫之看来，北魏主动议和是他们的诡计，北魏认为“宋新败之余，弗能急与之争”，所以肯定会接受他们议和的请求，议和之后，北魏不仅可以避免战败的危险，享“歆和之利”，而且可以利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继续图谋中原，然而南朝刘宋却中了他们议和的计谋，“抱虎而望其息机牙，不亦愚乎?”所以，王夫之认为，夷狄与中原王朝议和，有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原王朝。
(5)、本书具有“现代问题意识”，对王船山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解释，一个问题是：何以谓之“中国”？何以应对“世界”？一个问题是：现代人既要扩张欲望，又要用什么办法驾驭心灵欲望？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工作？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工作伦理？一个问题是：科技如何呈现良心？圣人传统如何继承？圣人精神如何生发？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平等”？靠“成均”？
(6)、王夫之在世的时候几乎默默无闻，直到大约300年以后的清朝晚期，曾国藩等人把他的著作全部出版，加起来有800多万字，人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由于他独来独往，缺少交流，文字表达晦涩，一直到今天，他的文章也没有几个人完全能够读通。要读通他的文章，必须对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有通盘的了解。
(7)、(作者简介)崔明德，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8)、1681年(六十三岁)，病哮喘。始撰《相宗络索》。又为门人讲解《庄子》，写《庄子解》，与《庄子通》相表里。这一年起，直到逝世为止，每年都有一本新著问世，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创作能量。
(9)、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的思想，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是客观存在。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是“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他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气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他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是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的关系，两者为“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他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
(10)、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至少有360次和亲。多种多样的和亲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和亲文化，而和亲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史学家一般认为“和亲之论”始于刘敬，王夫之在批判刘敬“和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和亲无耻”的观点。
(11)、 再谈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王夫之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在其父兄的教导下，七岁就已读毕十三经，他说:“余自束发，受业经义，阅经义亦数万首。”王夫之不仅勤奋好学，而且阅读了大量的儒家著作。不仅如此，王夫之还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对儒家经典逐一做训诂、考证，并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他的《春秋家说》就是“结合《春秋》‘严夷夏之防’的微言大义，提出以文化判夷夏及夷夏互变的民族观。”王夫之不仅在其著作中经常引用孔孟之言来阐述自己的民族观，而且对儒家的代表人物张载极度推崇，他称赞张载“上乘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又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岐流。”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将儒家思想提高到与帝王之统相同的地位，他认为:“儒家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由此可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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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总括上述,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如同他的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批判总结一样,也具有对传统的封建法律思想批判总结的意义。恩格斯在评论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时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作为清初启蒙民主主义思想家重要代表的王夫之,他的思想也具有这样的特性。他粉碎了宗教的神学世界观,清算了统治思想界达五百年之久的唯心主义理学,抨击了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并把治事和匡时救世联系起来,这些在他的法律思想中都有反映。
(14)、最后，王夫之得出结论，“故道可弘也，而不用乎笃信也；德必笃信也，而不弘以执之也。”就是说，当人们在把握“道”，即把握一般的规律和原则时，应该把它看作是可以弘扬发挥的东西，而不能把它视为不可移易的教条而加以“笃信”；当人们在把握“德”时，又必须有所“笃信”，不能借口“弘道”而根本抛弃“道”。这里包含了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不把规律当作教条去死守的思想因素。
(15)、他抨击程朱理学，自称“异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著作《焚书》。
(16)、抗清失败后，王夫之既能够婉拒好友兼师长的方以智的劝他逃禅的引诱，又成功地抗拒来自政治功名方面的诱惑，保持住一个儒家士人坚贞的文化理想，实属不易。这一保存并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神自觉，堪与孔子于春秋末年删述六经、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努力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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